专访 |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沈辰：博物馆收藏的不仅是物品，更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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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现状如何？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片情愫。作为海外博物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的中国文物收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堪称翘楚。博物馆副馆长沈辰博士以其多年的研究经验和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海外中国文物流传和收藏的故事。
沈辰博士在ROM中国藏品库房观察标本 ©ROM
Q：
您在不同的媒体上都介绍过ROM丰富的中国藏品。您可以为我们概括一下这些藏品的特点吗？
沈辰：
ROM有104年的建馆历史，是加拿大最大且最重要的集艺术、文化和自然历史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就藏品数量而言，ROM仅次于藏有超过五万件中国文物的大英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二大博物馆。就藏品种类而言，ROM收藏的中国文物不仅限于艺术类，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和历史类文物。可以这样说，ROM有着种类最为齐全（comprehensive）与实物分类最为多样（diversified）的中国文物藏品。
ROM外景 ©ROM
Q：
那么这些中国文物是如何入藏贵馆的？
沈辰：
ROM的中国文物大多数是在20世纪初入藏的，主要集中在1907到1934年间。与其他海外博物馆一样，ROM收藏中国文物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从世界文物市场上收购，二是藏家和社会人士的捐赠，三是博物馆有策略性的征集。
ROM最早收藏的一件中国文物是首任馆长查尔斯·柯雷利（Dr. Charles Trick Currelly）于1907年在开罗收集到的汉代绿釉陶。1918年以前，ROM的大部分中国文物都来自伦敦的古董公司S. M. Franck and Company。而伦敦市场上的中国文物主要由北京、天津及上海的代理人供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卢芹斋。就ROM的文物收藏而言，1918年乔治·克劳弗斯（Patrick George Crofts，公元1871〜1925年）的出现极其关键。克劳弗斯曾长期在天津的永福洋行从事皮货贸易，他利用天时地利从天津收购大量中国文物，自1918年起直至1925年去世之前，成为ROM收购中国文物的代理人。克劳弗斯去世后，ROM的中国文物收藏主要依托当时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怀履光（Bishop William C. White，公元1873〜1960年），直到其1934年离开中国。
20世纪中期中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文物出境，此后ROM的中国文物收藏途径便转向了有策略性的征集，同时扩大了接受藏家和社会人士捐赠的力度。如明义士（James M Menzies，公元1985〜1957年）、列维博士（Dr Herman H. Levy，公元1902〜1990年）、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公元1929〜2014年）等都向ROM捐赠了藏品或资金。
乔治·克劳弗斯（Patrick George Crofts，公元1871〜1925年） 图片采自网络
Q：
从文物市场收购和策略性征集两种入藏途径有何不同？
沈辰：
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形式上相同，都是博物馆出资购买，但前者主要是20世纪初的手段，后者则是博物馆目前采用的方式。两者虽然在市场操作层面有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如今，博物馆有专门的征集经费，由馆内各个领域的典藏研究员（curators）通过申请和竞争的方式获得。其中申请报告要求研究员将目标征集文物与博物馆的发展宗旨（missions）相结合，并论述其收藏意义和入藏后将如何发挥展示和宣传的作用。
在博物馆征集中国文物的审核程序中，最重要的是明确文物来源。目前，北美博物馆界制定了统一的入藏原则：必须提供文物在1970年之前合法流出原属国的证据。博物馆的这一收藏原则，不仅针对中国文物，而是面向所有入境加拿大的其他国家的文物和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换句话说，1970年以后，任何以私人收藏名义从中国携带入境加拿大的中国文物，如果没有中国国家文物鉴定机构和中国海关批核的文物出境文件，再好再珍奇的文物，ROM也不得收藏。
ROM近年通过古董商征集的明晚期五彩花鸟纹竹形柄杯 ©ROM
Q：
目前正如很多人意识到的，文物市场乱象杂生，有正规的交易，也有走私行为。您理想中健康的文物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沈辰：
健康的文物市场，不仅仅是去伪存真，更需要买卖双方对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遗产心存敬畏并具有对其历史价值尊重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只为利益和增值投资的收藏，一定会产生藏污纳垢的市场。此外，健康的文物市场应该有真实的文物来源信息，以保证其交易的合法合理。我们现在为博物馆征集文物，不仅要鉴定文物本身，更是要对文物信息材料做甄别，因为文物商家为了交易伪造文物档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就曾遇到过不少来自国内的藏家，带着明显是新近出土的文物和相关“合法出境”文件来见我，给我讲述该文物如何先随祖辈到南洋，然后移民加拿大，一路漂泊半个世纪的经历。第一次听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是当我见到三、四个不同藏家拿着不同的文物打听博物馆是否想收藏，说出的故事如出一辙时，我就明白这背后是有推手了。
2014年沈辰博士征集的万历款黄釉碗 ©ROM
Q：
对于现在部分国人以高价拍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行为，您怎么评价？
沈辰：
我认为，包括圆明园兽首在内的相关文物重器的回归，现阶段大部分都还是个人行为。这些回流文物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其象征意义，天价的背后仅仅是个人态度的表达，对文物的回流没有显著的作用，且事件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复杂内幕。当然，我对湖南省博物馆动用社会力量，虽然花重金但也通过与佳士得拍卖行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的“皿方罍”的回归合璧，非常称道。这才是博物馆为国家宝藏回归做出努力的极好榜样。
2014年回归祖国的皿方罍 图片采自网络
Q：
近几年看到了一些您关于文物流传故事的文章，《美成在久》也刊载了几篇。作为考古学者，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向中国文物流传史的研究呢？您会持续做下去吗？
沈辰：
我在ROM 工作的前10年，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旧石器的田野考古。后来通过主持策展，工作的重点慢慢转移到对馆藏文物的研究上来。作为考古研究人员，文物在我眼里是有生命和历史价值的，文物是连接当代和过去的桥梁，也是我们把过去延续到未来的媒介。作为守护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人，我感到把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流传故事、他们“聚散离合”的经历讲述出来，不仅可以重新激活这些摆放在展柜里的历史物件，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历史文物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这个目的，我当然会坚持做下去。
吴大澂收藏的良渚文化玉璧 ©ROM
Q：
您对文物流传故事的兴趣对您或者ROM的收藏理念是否有影响？
沈辰：
过去ROM的收藏基本只关注较为精美的中国文物，通常不接收那些民国早年从中国购买的“纪念品”。今天，我们需要反思这一标准，开始为下一个百年而收藏。通过研究并撰写文物流传故事，我本人的收藏观念也有所改变。
最近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传教士后代捐赠了一批中国文物。捐赠人的祖父早年曾在成都传教，参与创建了位于成都的“西加学校”（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并被任命为校长。他们原本担心ROM看不上祖父的藏品，但丢弃了又觉得可惜。我对他们说，这些物品虽然只是一百多年前的民国遗物，如仿钧窑瓷器或生活用品，但老人家在中国成都的这段经历，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以及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意义重大。如果博物馆因文物品相一般就不入藏，这段历史可能就会悄然消逝，出现断层。博物馆收藏的是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件物品。通过收藏，两三代人的故事会永远留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的印记。这家人听了我的收藏理念后十分欣慰。
ROM研究人员在传教士后人Susan Read家征集其祖父的遗物 ©ROM
来源：“美成在久”微信公众号
节选自《家之困惑：中国文物的漂泊与聚散》，《美成在久》2018年9月总第25期
原文略有删减
编辑：OP-D#Doubl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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